6年后，面对人生的选择，面对：“你怎么不干临床，干行政去了？”和“你真是去了一个既有临床又可以做科研的好地方！”的不同的声音，我带着导师多年教导的信仰和责任，也带着“我要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”的疑问，来到这个临床医生最多、最年轻的“行政”科室——GCP中心。

来了之后才发现，这个年轻的科室果然有着最不一样的风景。作为国家癌症中心、国家药物临床试验中心，GCP中心管理着内科、外科、放疗科、介入科、病理科等不同科室在研的100多项临床试验，内容涵盖了几乎全部已知的、处于疾病不同阶段的恶性肿瘤的药物和器械治疗。

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，慕名来到这所肿瘤“国家队”，希望寻求最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。每当不同瘤种、不同临床情况的患者，当面发出疑问：“我这个病，还有没有什么办法”或是“我这个病，有没有什么更新、更好的办法？”，我感到，作为临床医生，我，真真实实地被需要了。同时也发现，即便轮转了5年，之前的所学所想也远远不够用了。各种不同疾病、不同临床情况的患者，需要从不同角度出发、运用不同的临床思维去思考解决方法。一些特定患者，特别是罕见肿瘤患者的求助，更是鞭策我一刻不敢松懈地学习最新的专业进展并不断发问：我现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心，药是新的，技术是新的，每天慕名而来的患者也是“新的”。在这里，你每天都会期待自己有新思考。

“行政”科室，当然不仅仅是临床。来自国内、国外的申办方，不同专业背景的临床研究协调员（CRC），不同想法的研究者，会带着各式各样对临床试验的需要、疑问、理解、建议来到GCP中心。来自肿瘤内科、外科、流行病与统计学、药学、护理等各个专业的GCP小伙伴们，也会从各自的角度提出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想法。每天各方的、大量的信息交流，使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。由于大家最终目的相同，多元的交流总会落脚到怎样提高肿瘤临床试验效率、质量，怎样使更多的患者受益上。有着最多临床医生的“行政”科室，“行”的是大医之道，立的是民心之“政”。

身边的人都在说：中国肿瘤临床研究已迎来“春天”，即将步入“盛夏”，我似乎赶上了好时候。我还不能一眼看尽1960至今的中国肿瘤临床试验发展史，但我可以清楚地感知，实习+正式入职不到1年间、身边飞速流淌的变化。刚来时，我觉得小小的中心每天收治40个试验患者已然是突破极限。到现在，科室单天最高收治患者数已经达到67人。年初时，每天收治的患者需要提前一天登记在EXCEL表格上，工作量大且容易出错，校对、返工在所难免。而现在，电子的“临床试验一体化”不仅能自动抓取、校对信息，还能将信息整合，告诉我们过去、现在发生了什么，趋势也许是什么。我看到项目数在增加，患者数在增加，参与在增多，瘤种在丰富，效率在提高——我“看到”了速度。

我还“看到”了温度。在我以前未注意的暗区，100多名叫做CRC的小伙伴们，承担着临床试验中最琐碎的工作。他们在有限的工作环境里紧张又快乐地码字，抓紧一切机会和研究者交谈、耐心地解答患者的疑问。我看到晚上十二点办公室还亮着的灯光和一抬头，依然明媚的笑脸。我甚至无意间看到，患者手机里备注为“稻草”的那个电话号码，是我们的。

我看到 “传承”的力量涓涓不息。在中国第一所肿瘤医院，第一个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，肿瘤学泰斗、中国临床肿瘤内科奠基人、GCP荣誉主任、90多岁的孙燕院士至今仍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内科查房。肿瘤学大家、牵头了无数高质量临床试验、发表了多篇顶级文章的GCP中心主任徐兵河教授，有机会就和我们交流临床试验的思考与想法。看似严肃、但温暖有责任感的李宁主任总是想尽办法为我们创造条件，鼓励我们：做想做的事，做喜欢做的事。有了宝藏老师们毫不吝啬地“教”，自然会有开花结果的“研”。2019年，90后的GCP小伙伴们，已作为第一作者，在全球顶级期刊Lancet Oncology上发文；同时，还不止一次地登上了世界肿瘤学盛会ASCO、ESMO的舞台。

～～思考～～

当然，力量也掩饰不了还未适应的困惑。当申办方、CRA、CRC、患者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时，我有时会想，若能有一个安静思考的地方该多么惬意；每次打开一个个必读的政策性文件，我常常发现，认识里面每个字，却不能完整地理解一段话和需要被接收的精神；如果研究生的专业和方向是我喜欢的，我又该怎么把它和GCP结合，又该怎样延展、怎样加固加深。

不过困惑不会打扰我的收获和快乐。半年多的经历告诉我，在“医教研”的GCP，我还是我，不会丢失导师给予的坚定和执着，还可以像小时候、学生时代希望的那样，做充满热情、救死扶伤的临床医生。同时，我可以做、能做更好的我，时代的机遇、开放的工作环境、优秀的同事、甚至肿瘤患者会帮助我、推动我，我的困惑会鞭策我、激励我，让我迫不急待、发自内心地思考自己、拓展自己，一路向前。

在GCP，我会一直期待。